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箫心剑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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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孔子的逻辑  

2010-12-13 18:28:11|  分类: 吐纳风云(作文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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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的逻辑

 

鲍鹏山

 

  某歌手唱了一支很风靡的歌,歌手的名字和歌的名字我都忘了,但有一句作为主题的歌词我却记得真:

 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

 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

  我一听,摇头如拨浪鼓,连呼废话废话,弱智弱智。何以故?因为这句“只要……将(就)”不构成条件关系,因果关系,而是同意重复。前提和结论,因与果在内涵上是一致的,甚至前提(或因)在内涵上比结论(或果)还要丰富。所以,这样的话可以倒过来说:

  只要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

  人人都会献出一点爱

  细心辨析的读者可能会发现,世界变成了美好的人间,并不能保证人人都会献出一点爱。那就是我前面说的,作为前提与条件(或因)的内涵竟然比作为结论与目的(或果)的内涵还要丰富。你能说这两句歌词不是废话吗?

  可是,说这种废话已经成了我们思维与语言上的痼疾。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大堆。比如:“只要人人像雷锋,社会风气就会变好”,等等。

  可这毛病的病根从什么时候种下的呢?至少从孔子。我们来看看。

  孔子周游列国,推销他的治国软件。到了齐国,齐景公问他:“听说您有很伟大的治国方略,请问,什么是施政的关键?”

  孔子答:“要使君主像君主的样儿,臣子尽臣子的职责;父亲要仁慈,子女要孝顺”(君君臣臣父父子子)。

  齐景公一听,佩服得五体投地:“说得好啊,如果不是这样,即使有粮食,我又怎能吃到嘴?”

  可是,景公晚上回去一琢磨,就回过劲来了:“奶奶的,俺今天又上了孔家老二的当了。他说的不是废话吗?我问他如何施政,他倒拿大话来哄我。我问他手段,他答我结果。真狡猾!”

  第二天,齐景公把孔子叫来,对孔子说:“你老人家昨天教导我的我记下了。但我还要问,如何才能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?”

  这下孔子没法滑头了。皱着眉头想了半天,说:“那就从节约财用开始吧。”

  后来齐景公见到孔子,就很恭敬,敬而远之,再也不问什么了。过了一段时间,就暗示孔子滚蛋。

  孔子离开齐国,转了几个圈,转到叶地去了。叶地也有一个自己跑来的人,叫诸梁,诸梁一来,便圈地为王,自称叶公,宣布这儿是他的了,老百姓都归他管。但老百姓还不认识他呢,就不太服他。于是诸梁就问孔子怎么办。孔子知道诸梁的心思是急于收附人心,便答:“让远方的人来投奔你,近处的人依附你。”这叶公的脑子比齐景公的好使,他马上便觉得孔子脑子有问题:这谁不知道?我问的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!

  第二天,叶公见到孔子的弟子子路,就问子路;“你老师的脑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?”

  子路早就觉得老师迂腐,好象是脑子有问题。但这怎能对外人说呢。于是便不搭话。

  孔子听说了,就埋怨子路:“你为什么不告诉他,我的为人是学道不厌,诲人不倦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呢?”

  一发疯便忘了吃,一撒癫便笑呵呵,忘了自己是老头,觉得自己是玩童——还真是有点不正常。

  鲁国的权臣季肥要讨伐颛臾。孔子的两个弟子冉求和子路在季肥手下做官,也暗中支持。但他们怕老师骂,便事先去孔子那里探探虚实。孔子果然把他俩狠狠地批评了一番,然后又讲了一番治国齐家的大道理。这大道理后来一直是我们的圭臬。

  ……丘也闻有国有家者,不患贫而患不均,不患寡而患不安,盖均无贫,和无寡,安无倾……

  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(孔子的均,当然不是绝对平均),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。但“患不均”之正确,并不能证明“不患贫”之合理。“均无贫”不合事实,“不均才贫”更不合逻辑。“均”是分配形式,“贫”是财富多少。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,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。那么,“均”与“贫”两者既为不相及之风马,简单地以为解决了“均”的问题,便能解决“贫”的问题,便是神经搭错通道。

  因此,简单地说:“不患贫”是危险的,因为“贫”正是“不安”的首要原因。物贫则人争,争则不安。人所争者,正是这不足之物。韩非子在《五蠹》中就讲到了,正是人多财少,才引发了争,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与人心的险恶。司马迁《货殖列传》也写到他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,那就是南方富裕,物产丰富,家给人足,偏偏没有豪富,因为人们不觉得有聚敛的必要;北方贫穷,物产缺乏,人人不足,却偏多聚敛千万之家,穷怕了,当然聚敛无度。一个馒头两人均分,固可收一时心理平衡之效,然长期饥肠辘辘,最终必使强者恃强而凌弱,全占而为快。可见,贫,正是不均的根源,也是不安的根源。孔子立论,而至于如此胡说,至少思维不够缜密吧。

  逻辑:不患贫而患不均——以全称肯定判断来以偏概全。

  均无贫——彻底的没逻辑。其极端形式是;人人都是零,也就不是贫。人人都是零,均是绝对均了。但贫还是贫。

  孔子这种把两类不同范畴不同类属的概念搅到一起,然后乱说一气的毛病,还多着哩。

  巧言令色,鲜矣仁(《论语》中“学而”,“阳货”章两见)

  巧妙的言辞,美丽的容貌,一属于智力上的,技巧上的,一属于天赋上的,肉体的,它们与一个人道德上的仁与不仁,没有关系。孔子把它们扯到一起了。

  刚毅木讷近仁(《子路》)

  “刚”与“毅”还说得通,“木”与“讷”,与人的天资、智力有关,与人的道德无关。一个智力上有缺陷的人,比如弱智,他当然不会奸诈,但那能说是近于仁德?难道说仁德——推而及人的一切道德行为,能离开人的自由选择而存在?

  那我们往极端里推,倒不如说蠢猪才最仁。它肉让我们吃,皮让我们做鞋,连毛都让我们做了刷子。

  这是孔子的语言。我们再看他的一些行为。

  割不正,不食。

  席不正,不坐。

  名叫“盗泉”的水,不饮。

  肉切得不方正,他不吃,他把肉块的方正与品行的端正联系起来。滑溜肉片,肯定会吃出一个滑头的家伙。

  席子摆得不正,他不坐。他把坐席的方向与人心的正派联系起来。躺椅,能坐出一个人格匍匐的人,转椅呢?那就一定坐着一个见风使舵的家伙。转椅上坐着的大多是见风使舵的家伙,这我信。但我以为他们之见风使舵不是因为坐了转椅。恰恰相反,大多倒是他先会见风使舵,然后才能坐上标志身分与地位的转椅。

  名叫“盗泉”的水,他不喝。类似的例子,是他的学生,大孝子曾参。曾参路过一个叫“胜母”的地方,赶紧避开。喝了“盗泉”水便成盗贼;住在“胜母”的地方,便会虐待母亲。若是这样,“农夫山泉”必不为城里的小姐少爷所好,不然把他们的潇洒人生喝成一个苦难农夫怎办?“娃哈哈”一定在养老院畅销,他们都想返老还童。出访外国,一定不去危地马拉。大家争着去美国与德国——一个有色,一个有德。一个美,一个善。

  孔子有一个学生,名叫宰予,字子我,所以在称字不称名的时代,人一般称他宰我。——我的天!多么可怕的名字!我若叫他一声,便是喊人来宰了我,他自称一声,便是让人去宰了他。最后他作临淄大夫,与田常作乱,一族尽灭,还真让人宰了。

  这是说个笑话。实际上,这“宰”字,在那时,乃“宰相”之“宰”;“使尔多财,我为尔宰”之“宰”,“主宰”之意也。这样看,宰我,便是主宰自己,做自己的主人——这宰我先生,还颇有现代精神呢!

  孔子不喜欢“宰我”。这人白天睡了一个懒觉,被孔子抓住了,大骂他“朽木不可雕,粪土之墙不可污”。汉代的王充都认为孔子待宰我太刻薄了,睡了一个懒觉,不算太大的罪过,何至于被骂为“朽木”“粪土”?其实,孔子对宰我有成见。他俩之间,有过一次关于三年之丧的争论。

  宰我说:三年的守丧期,太长了。君子守丧三年,什么也不能干,必然礼也坏了,乐也崩了。况且,一年过去,四季轮了一回,一切都从头开始,一年也就够了。

  孔子一听,怒发冲冠:“在服丧期你吃细粮,穿锦衣,心安吗?”

  宰我老实回答:心安。

  孔子一听,火气更大:你心安你就这么做吧!哼!君子居丧时,食美味也不甘甜,听音乐也不快乐,住在家里也不安适,所以不做。现在你倒感到心安!你心安,你就这么做吧!

  宰我一看形势不好,不知道雷霆过后还有什么,赶紧溜走。宰我一走,孔子破口大骂:宰予太不仁了!儿女生下来三年之后,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。所以要为父母服丧三年,这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!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呀!为什么他就偏偏觉得太长了?难道他就没在父母的怀抱中得过三年抚爱吗?!

  孔子太情绪化了。宰予本来是心平气和地来与老师讨论问题的,但孔子显然是觉得这三年丧期是个原则问题,不能讨论。事实上呢,关于守丧三年的礼制,那时候持反对意见的就不少,比如据说也曾是孔子学生的墨子,就对这三年之丧深恶痛绝,大加挞伐。并且,真实行的人也不多,据《孟子》载,连孔子的父母之国,礼乐文化最昌盛的鲁国也没有实行(见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。事实上既行不通,在理论上对之进行一些探讨,有什么不可以呢?但孔子先是拒绝把这个问题作为礼制问题来从学理上进行讨论,他把它变成情感问题,而且是子女对父母的情感问题。这一转换,很厉害,其逻辑是:

  守三年丧是对父母情感的表现,反对三年之丧便是对父母没有情感。

  可怜的宰予,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冷酷无情不仁不孝的家伙,他只好赶紧避开孔子的雷霆之怒。

  孔子的这种把观点与立场(包括所谓阶级感情)搅为一谈,然后大扣政治帽子、道德帽子的做法,在中国历史上贻害千年。

  实际上,在这个问题上,孔子除了道德上“正确”外,他对宰予没有别的优势,他的立论并没有多少事理依据与逻辑支持。三年之丧的根据,据他所说是:“子生三年,然后免于父母之怀”。这三年是指三周岁还是指三虚岁?如指三周岁,则孩子定不需要三周岁才能独立行走;如指三虚岁,那么年首生的孩子与年尾生的孩子定不一样,并且最后一年算一整年呢,还是只要跨跨年度?如果这“免于父母之怀”不是指独立行走,而是指独立生活,那就决不是三岁所能做到。宰予是孔子的学生,当然不敢面驳先生,但孔子的谬误,也就一直没人敢于指出。

  早在东汉,就有王充发现孔子说话往往缺乏根据且前后矛盾。他的大著《论衡》中,就专有一章《问孔》,胪列了孔子言行中的十六点疑问,来与孔子较真。我们选一则来与大家一同分析。这一则是由孔子与人的一则对话引起的:

  子欲居九夷。或曰“陋,如之何?”

  子曰:“君子居之,何陋之有?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

  翻译一下,便是:

  孔子要离开中原去东部沿海九夷居住的地方去居住。有人对他说:“那地方很野蛮落后啊,怎么办?”孔子说:“君子去住那里,还会落后吗?”

  王充就从中找到了孔子的麻烦。

  他说,孔子为什么要去九夷?因为他的那一套理论在中原推行不下去,所以要去九夷。那么,他的理论在中原文明地区尚且行不通,又怎能在野蛮而落后的九夷地区行得通?孔子自己说过:“夷狄有君主,还不如华夏没有君主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可见,事情还是在华夏好办,在夷狄不好办。

  问题不止到这。因为我们可以把孔子欲居九夷看成是他的一句感慨,与他在另一个场合感慨过的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一样,是倦于世事,遁世隐居情怀的流露。所以,欲居九夷,没错,错在下面。

  有人对他说,那地方很落后啊。

  如果孔子说:落后有什么关系?我只是去隐居。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但他的回答是:君子去住在那里,(就会影响教化那里的风俗),还会落后吗?

  这就有了问题。君子既然不能教化诸夏,还能教化夷狄吗?

  如果他能教化夷狄,他也应该能教化诸夏。能教化诸夏,他就不需要落魄到夷狄去。王充的结论是,孔子是硬着头皮坚持自己已说出口的话,拒绝别人对他的劝告。

  这里的逻辑过程是这样的:

  君子所呆的地方必定不落后。(这是孔子自己的观点,我们把它作为前提)

  孔子是君子;

  所以孔子呆的地方不落后。

  孔子要去九夷居住,九夷就会因此不落后。

  孔子就是这样想的,但他忘了:

  诸夏是孔子呆了很久的地方。

  所以诸夏更不落后。

  那么,孔子为什么还要对诸夏那么失望呢?

  还有更让孔子难堪的:

  凡事能行于难,必能行于易。

  孔子能教化夷狄(难)

  孔子必能教化诸夏(易)

  可孔子没把诸夏教化好。逻辑于孔子不利。

  中国人的文章,往往写得文采飞扬,让我们糊里糊涂地就点了头,认了可。但用逻辑一分析,必会张口结舌。我们的思维是诗性的,感悟的,联想的,类比(推)的。而不是因果的。这种诗性思维,不讲逻辑,没有因果,所以往往不合科学。这是我们民族思维的一大特色,也是一大致命弱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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